中国人口新转折:北上广深人口低速甚至负增长,00后青睐二三线城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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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,中国的人口出现新的转折:出生人口1062万,死亡人口1014万;全年净新增人口48万,创下60年最低水平。

当自然增长动力逐渐减弱,机械增长成为区域人口的主要补给源,那些依靠人口、集聚人口的城市的未来会怎样?

我们收集了57座城市2011年至2021年的常住人口数据,试图呈现过去11年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变化图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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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呈现的趋势是,即使是中国最优秀的十来座城市,其人口也告别了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,北上广深先后出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;当前实现较大规模增长的,是以武汉、成都等为代表的中西部强省会城市;人口的骤变正在推动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巨变。

人口流动的时空变化

新世纪后的十来年,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趋势愈发明显;然而,近年出现分化:2015年和2017年,上海和北京相继出现人口负增长;2021年,全国人口增长迎来急剧放缓,北上广深均呈现低速增长态势,2021年增速均不足0.4%;杭州等沿海新一线城市增速明显放缓,增速比往年下降1%左右;中西部中心城市靠前,接过领跑的接力棒,武汉、成都、南昌、郑州等城市增加值均在10万以上。

从城市群的角度来看,珠三角、长三角和成渝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量最多,京津冀地区人口形势呈现较大下行压力。

数据显示,2021年,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三座中心城市的人口均外流,其中北京较2020年减少0.4万人,石家庄减少3.68万人,天津减少13.6万人,在目前已公布数据城市中减量最多;另外,从十年人口增加总量来看,天津仅增长32万人,不及广州、深圳、成都、杭州等城一年的人口增量。

从区域角度来看,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亮眼,在“强省会”战略和人口回流双重加持下,成为人口增量排位赛中的黑马。

数据显示,成都超越深圳,成为中国近十年人口增量第一名;而武汉更是在遭遇重大疫情、封城76天的考验后,实现疫后人口二连增,并且均破百万;南昌同样表现出色,在多数城市2021年人口增量历史最低时,南昌达到近十年人口增长新高。

总而言之,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的“错位”迹象明显。

南方周末城市(区域)研究中心认为,两类城市人口增长的错位,源于工业化的先后次序。以佛山、东莞、无锡为代表的沿海副中心城市,人口增长巅峰在近十年出现最早,为早期发力选手;武汉、合肥、南昌等内陆城市则厚积薄发,在最近几年才脱颖而出,为后程加速选手。

我们还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:

西安2017年常住人口增长了104万人,济南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了144.83万,太原、银川、昆明等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同样实现了数十万的增长。

研究团队认为,此类增长有以下三种原因:一是2020年七普统计方式与常规年份人口统计方式不同,经七普数据修正后出现较大的变化;二是后疫情时代城市经济复苏,人口回流效应明显;三是撤市设区导致一座城市人口剧增,比如济南。

北上广深的换挡降速

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在2021年迎来转折,增速明显放缓。这一年,北京常住人口下降0.4万人,上海增长1.07万人,广州增长7.03万人,深圳增长4.78万人。

北京和上海人口增速缓慢并不出奇,而广州和深圳作为两大人口增长中心,2021年人口增量出现断崖式下跌,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。

根据城市总体规划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上限分别为2300万人、2500万人、2000万人和1900万人。目前北上广深的人口余额分别仅为111.4万人、10.57万人、118.94万人、131.84万人。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体常住人口“余额”仅为372.75万人。

在人口总量的控制上,北京和上海早已有所行动。

2020年,南方周末城市(区域)研究中心曾研发出一套城市落户政策评估体系,从(积分)落户政策、积分落户评估、人才落户评估、制度创新四方面,定量评估了34座城市2020年10月前实施的落户政策。北京、重庆、上海的落户自由度最低。

落户自由度低的进一步体现则是,2011年至2021年北京和上海的平均人口增速分别为0.79%和0.56%,分别远低于广州和深圳的3.41%和4.66%。

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经济有规模递减效应,城市达到增长边际时,人口增加对城市效率的改善微乎其微。对一线城市来说,人口的规模是发展的根基,人口质量是发展的关键。

控制人口流入的同时,北京、上海也在放开人才落户的“口子”。

2020年9月,上海再拓人才落户范围,“双一流”高校的应届硕士、博士以及上海交大、复旦等高校本科毕业生,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上海;2021年7月,北京提出扩大毕业生引进范围,鼓励清华、北大等七大高校本科毕业生在首都安家落户。

南方周末城市(区域)研究中心认为,人口增速放缓是“高阶”工业化和“高阶”城镇化带来的结果。在此前提下,北上广深调整人口政策吸引中高端人才流入,将进一步优化人口结构,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。

这也是时下不少分析人士容易忽略的一点:人口对城市的支撑,不仅仅在于规模,还在于结构。

从七普数据来看,十年间北京和上海“大专及以上人口”增量分别为301.31万人、337.12万人,分别高于常住人口增量237.1万人和185.2万人,人口结构调整成效显著。广州和深圳“大专及以上人口”增量同样居于全国前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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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也预示着一线城市正在将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,进入平缓增长和结构优化并行的时代。

然而越是优秀的人才,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就越高。如何留住人才,需要一线城市优化住房、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配置,应对新阶段的新挑战。

抓住00后的“后浪”

在中国人口发展转入“存量”阶段,城市如何从“存量池”中打造自己的增量,决定着未来的城市竞争格局。

人口增量上,以成都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已具备与深广分庭抗礼的实力。人口增量前十中,除深广外,其余八席被曾经的二、三线城市收入囊中。它们分别是成都、西安、武汉、杭州、长沙、重庆、济南和苏州,未来城市竞争已初现端倪。

为什么是这八座城市呢?

我们发现,这八座城市中,除苏州外,其他几座城市与南方周末城市(区域)研究中心提出的“后浪城市”完全吻合。研究团队曾在《理想之城榜2020》详细解析了“后浪城市”的特征。我们认为,“理想之城”即能更好满足人们幸福生活需要的城市,与四座一线城市相比,这些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度更高。

据BOSS直聘研究院早前发布的《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》,00后对二三线工作城市的青睐明显上涨,与90后和85后对比,偏好比例分别上升8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,00后对一线城市的偏好比例相较于90后和85后,分别下降6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。

00后不再一味扎堆一线城市,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二三线城市好感度上升。其中在“生活氛围好、环境宜居”指标上,00后偏好度较其他几个群体高出至少6个百分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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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数据来看,2021年中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量大部分为历史新低,但从单年人口增量上,研究团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事——

2021年是00后工作元年,也是城市选择元年。某种程度上2021年的人口增量趋势体现了00后的未来城市选择偏好。

我们发现,前十城市名单与11年间人口增量前十的城市名单大致吻合,也与00后偏好的二三线城市吻合。

这是否意味着,随着00后的涌入,未来十年,以成都、武汉等为代表的二三线城市将在人口存量战中抢夺先机?

中西部省会城市黑马频出

从2011年至2021年的人口数据中,我们进一步发现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逐年提高,人口增量稳步增长。

一线城市曾凭借产业优势,吸引了大量的人口。如今,我国人口迁移方式正在从跨区域转移到省域转移。人们开始“逃离”一线城市,离家乡更近、人文环境类似的省会城市成为了更优的选择。

武汉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,连续两年新增常住人口超过120万;成都、杭州、西安等人口增长大市同样保持高速增长;南昌、郑州、贵阳等中西部省会城市表现同样亮眼,增加值均在10万以上。

在“人随产业走”的流动规律下,人口跟着工作机会走,工作机会多的城市往往会聚集更多的人。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引力的提高,关键在于产业的发展。

例如,凭借天然优势、政策加持和企业行动,贵州成为了“大数据”之都,GDP增速连续十年位居全国前列;而南昌抓住数字浪潮,引进了华为、阿里、腾讯、微软、高通等头部企业,建设“元宇宙之都”。

另一方面,城市人口是否增长,也与城市资源息息相关。省会城市可以调动全省的资源,教育、医疗等公共资源往往会在省会聚集,形成强劲的人口吸引力。

不过,中西部省会城市又将面临与一线城市相同的问题:如何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,应对不断涌入的人口?

从根本来看,建设宜业、宜居的理想之城,永远是一座城市的“人口流量密码”。

普通地级市并不“普通”

普通的地级市还有没有机会?答案是肯定的。

研究团队发现,不少地级市也吸引了超100万人力。珠三角地区的佛山、东莞,长三角地区的金华、宁波四个普通地级市,击败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南昌等城市,跻身近十年人口增量前20名,另外,佛山和金华两城同样进入了人口增幅前20名。

这四座普通地级市是如何做到的?

我们认为,所在城市群是这四城的重要依托。

关于这一点,《理想之城榜2021》也有提到。

我们曾经指出,佛山与广州的融合已推进了十余年。不少区域研究学者更是将二者视作一个超级城市。金华亦积极融入长三角城市群,借助世界级的宁波舟山港,更紧密地连接国际市场。在人口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,融入城市群、接入广阔的国内外市场,或许是普通地级市提高城市活力的“人口流量密码”。

北上广深等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趋近饱和,产生“溢出效应”,而有着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的佛山、东莞、宁波、金华等普通地级市则能承接来自城市群龙头城市的人口外溢,产生一波人口红利。

与此同时,我们也应该意识到,这类城市的人口红利已经式微。一方面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强省会战略抢夺着大量人口,能在当地拥有工作和生活,不必背井离乡;另一方面,作为制造业大市代表的旧工厂已经不再是新一批00后向往的应许之地,是时候思考何去何从了:是加强智能制造的转型,还是增强产业工人这份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?

除此之外,以越南制造为代表的海外供应链正对我国城市造成冲击。据越南官方统计,三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家居企业是从中国迁去的。疫情之下,国内供应链产业链面临挑战,不确定性增加,产业集群衰退风险加速,同样可能会导致大量人口流出,这可能是制造业城市更大的危机。

最后一个机会属于县城。2021年底,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.1亿人,其中县级即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30%。县城建设能够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,同时吸引打工人口回流,这既有助于缓解超大城市、特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的问题,也为县城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机会。经济学家陆铭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,经济基础较好或者临近大都市圈的一类县城,更有可能实现人口迅速增长。

近日印发的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让人看到了机会,期待下个十年小县城的发力。

统筹:戴春晨

案例及数据采集梳理:石登江、邓丽萍、徐靖然、郭依宁

执笔:邓丽萍、石登江

可视化:石登江

(头图/视觉中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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